梅 清

我是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的共和国同龄人。从小接受共产主义理想教育，对未来充满信心，从未怀疑过自己是祖国花园里的鲜艳的花朵。那段金色的童年生活，给了我永生难忘的记忆。我说难忘，是因为，在那时我有过一颗单纯快乐的心，有过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。在校期间，我一直是班主席、校大队主席，年年是三好学生，还作为红领巾代表参加过建国十周年大典，所以大人们说我是个有希望的孩子。以我当时小小的年纪，还来不及懂得生活的艰难，也不知道“希望”这个潘多拉宝匣中的最后一件礼物，对于每一个人，又有着多么大的不同。

五十年代末，一场覆盖面极广而冲击力极强的政治运动在全国訇然铺开。运动的中心就是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——人们这么称呼被运动击倒的人——开火，在这种强烈密集的火力下，那被击倒的人和他的家庭无疑就像风中的败叶，必定要飘落在地上，被掩埋甚至被焚烧了。我的父亲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，做了那场政治风潮的牺牲品。在那个一切以政治为纲的社会环境中，谁都明白这将意味着什么。我家的客人几乎没有了，邻里之间显得戒心重重。父母是担心我不能理解这一切，不愿过早地伤害我的小心灵吧，所以，对此两个人是三缄其口。不过，他们明显地沉默了。大人们在精神、情感上遭受的打击如何深重，我很难说得清楚，我只知道家中潜流着一种莫名的忧虑、烦恼。此后多年，这种精神上的压抑不快一直是家庭生活的主调，伴随我长大成人。许多年中间，它都像一团黑色的暗影，紧紧跟在我的身后。每当命运之神向我露出笑容时，它总会溜出来把我死死地遮没。它粗暴地扭曲了我原本快乐单纯的心性，也严厉地击伤过我的自信、自尊。

1966年，是“文化革命”风暴骤起的第一年。那年我17岁，刚刚升入高中一年级。我全身心地投入在轰轰烈烈的文化批判运动中，不分昼夜地抄写大字报、进行大辩论，军训、下乡，一群充满革命蛊惑力的活动，征服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的心。我们A班在当时是跟随社会上批判《海瑞罢官》行动最早的班级，所以，班主任和班委会具有非常的凝聚力。全班同学出奇地团结一致，对革命形势的发展、运动走向的判断只有一个观点，任何一项革命倡议和举措都是以大兵团方式进行。我们怀着崇高的革命责任感，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命运。十几岁的青年人，自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，重任在肩。

后来，斗争转向了群众之间。出身背景有“褶儿”的学生，顺理成章地做了“根正苗红”人的革命实施对象。原来融洽良好的同学、师生关系，一夜之间变得箭拔驽张起来。那些曾经友善相间的同学，此时投向我们的目光里已充满了警惕、怀疑，甚至是轻蔑。被称为铁甲兵团的A班迅速分化解体，而以家庭出身为界限，重新组成新的营垒。原先校园中热火朝天的氛围掺入了令人惊悸不安的紧张成份。操场角落里常可见到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学生，那满眼闪动的是一片茫然。这种压抑、沉闷的环境使我想起了许久没有回去的家。家的念头一冒出来，立刻对父母平日对我的照顾关怀起了强烈的依恋。毕竟，在那里我是安全的。

……我顶着夏日正午的骄阳，满头大汗地推开屋门时，突然发现：家变得陌生了！一切都显出了被抄检过的痕迹，空落落的房间里留着一种难言的寂寞，到处都是一些随意摆放的什物，凌乱混杂。写字台上堆了不少杂页纸张，我走过去信手翻弄着。一行“关于×问题的检查交待”的文字立刻使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，满头的热汗陡然化作冷雨，嘀嘀嗒嗒落在纸上，把那行字涸成一片墨迹。这么说，父亲被揪出来了！站在阗无一人的房间里，我蓦地感到紧张乏力，像被人遗忘在荒漠中的孩子，望着一点点掉下去的巨大落日，不知再向哪里去寻找庇护……

回学校的路上我就打算好了：悄悄地走进校门，悄悄地溜进教室，再不出一点声响地坐在位子上，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。但注定要发生的事是一定会发生的。迈入校门，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正落入我的眼中，那是针对我的！针对我的家庭问题。黑影第一次遮没了我。读着大字报，我就觉得自己活像被人追打的兔子，无论往哪里跑都是注定要落入陷阱的。我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但是家庭问题却如同戴在我头上的沉重铁箍，使我不再敢有一点点自信，也也相信自己是“有罪”的。这些，现在听起来显得十分荒谬可笑，与当代人努力张扬自我、崇尚主体意识的精神相比，我曾经那样地单纯愚昧过。等待被批判，从此成为高悬在我头上的利剑，那剑一日不落下，我的心就一日不得安宁。

不仅精神敏感，我的身体也变得敏感起来，那期间，我常年反复发作一种叫作“风疹”的病。这种病一般是不严重的，但一旦长在皮肤表面的疹块深入到内脏肠腔，并逐渐融合起来的话，就会发生窒息。我有次发病就很可怕：“文革”中经常半夜查户口。在我回答了例行公事的询问后，发现那人异样地翻了我一眼。这眼神，令人不解。待送他走时，我无意中向镜子里一瞥：真是可怕！我的脸已被风疹改变得胖大无比，甚至有些歪斜。眼睛肿成一条细线，光洁平滑的面部上满是点点红斑。我想吐，喉头的痉挛引起了胃部的不适，于是，更激烈的胃痛又向我袭来……

我有个上中学起就非常要好的朋友。我们除了听课不坐在一起，时时形影不离。同学们戏谑地称我们“丘克与盖克”。那时她家里的情况也不妙，所以我们都希望改变现状，对未来怀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渴望。1968年底，“上山下乡”运动在社会上兴起，很快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热潮。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想到：插队去，到延安插队去！我们要到外面去寻找全新的生活，要到圣地延安去体验先辈的革命经历，也要以此申明走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心。干是，生活在我的眼前又有了色彩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的母亲—一向和蔼的阿姨突然声色俱厉地对我说：“你们两个不能一起走！你们的爸爸都在审查，小心打你们反党小集团！”当时，我愣住了，屈辱的泪水突然涌了上来：我注定永远是只被追打的兔子吗？面前阿姨的脸变得模糊一片，只见她的嘴巴一张一合，我却什么也没有听进去，我只想拼命忍着不哭出来，赶快离开她的家。出了门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，噼哩叭啦往下掉。……秋天的阳光很明亮，街上行人很多，但谁也不会注意到一个女孩子的苦恼。

1969年2月5日，我孤零零地裹在三万赴陕插队大军中西去延安，来到了黄土高原。

我落户的村庄是延安专区的一个独立生产队。队小，劳动力少，又是个塬上的村子（水少、粮少），用老乡的话讲就是：苦重得很。据说公社最初安排我们八个知青到这个队时，村里是不大愿意接收的。明摆着，学生娃苦不下，又不会做啥活，不是干分口粮哩！但“上山下乡”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村里无法拒绝的。我们刚放下行李的第二天，革委会主任就噙着烟袋锅晃到知青窑里。他东拉西拉、拐弯抹角地说了半天，才转到正题上：“你们北京娃舍家撇业的，家里大大（爸爸）、妈妈都心疼死咧。几时回去哩？”回去？我们意气风发地到延安插队落户，又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又要改造山河大自然，想也没想到过回去！主任怔怔地听了我们七嘴八舌的慷慨陈词后，神情木纳地点点头，把烟袋别在腰间，一撅一撅地走了。后来，我们就常听到他学着我们的话向社员解释：“外些娃，决心大着哩。不改造好咱陕北，怕是不得走哩！”

陕北老乡的墩厚淳朴也就在这里。当他们接受了我们插队落户的宣言时，也就在行动上接纳了我们。时至今日，我们这支三万人大军绝大部分都已离开了延安，辗转回到北京。看起来，农民们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。

塬上人的真诚是朴实的：从我们到村里的第二天起，每天早晨总有一家给我们送来一大碗渍酸菜。主人把碗往窗外悄悄一放就走，直到歇工时那家婆姨来收碗，才知道是谁家的菜。天傍黑时，也常有些“碎”（小）娃娃把自己砍来的一捆柴往我们的灶房前一扔，随后在一片笑闹声中跑了。平时，婆姨们喜欢到知青窑里转转、看看，顺手帮着收拾收拾；汉们也喜欢蹴在知青窑里拉胡胡、唱秦腔，有时也帮忙“绞”（西北高原的汲水方式）担水。当然，他们也会不见外地随手“取走”他们稀罕的肥皂、洗衣粉。

塬上人的宽厚是平和的：我们才到村里，还没摸清各家门槛，就把松柏他爷—一个黝黑得像段焦木、寡言得像尊泥塑的老贫协披头盖脑地批判了一顿。最后还严厉地罚他多锄一垅豆苗。老乡纷纷告诉我们：娃们，外老汉是三代贫农哩！弄得我们个个大红脸。松柏他爷倒不气恼，只无声地笑笑，随手把挨着我的苗垅又揽过去一条。“下车伊始，哇喇哇喇”、“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”，我们自觉犯了官僚主义，罚自己吃了几顿炒玉米豆。可村里人把这没当回事，老汉也说：“娃们不知道咯！”

老乡们有时也喜欢向我们打听北京人的生活，甚至还问问北京农民的情况。听到外面的生活，他们常常吧嗒着嘴，由衷地叹道：“呀，看人家，看人家咋活！”说完就平平静静地掂起镢，吆着牛上地了。我们很奇怪他们对自己命运的平静满足。不是说穷则思变吗？这里穷也穷到家了，光棍汉娶不上媳妇，一年到头种地还还不上粮钱，可谁说过要变？他们没有一句豪言壮语，一个个朴实得“像株红高梁”。

在当时，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有如土地般沉实厚重的农民们。

二十五年后的今天，我已为人妻、为人母，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再回想那时的一切，才多少省悟到：塬上人的那种近乎认命般的平静坦然，固然与中国农民的超强韧性有关，但也确实是他们对当时特定生活现状的一种客观人生态度。

寒冷阴湿的1969年冬，是我插队生活的第一年，也是最难过的一年。我离开家后的第六天，父亲就在隔离审查中突然病逝。那年，他不满五十岁，死而未知天命。因为顾忌到我刚去插队，情绪不稳定，母亲就一切都独自支撑承受了。事隔一个月后，我才收那封曾让我望眼欲穿的家书。当天晚上，我蜷缩在被窝里，泪雨滂沱。旧日的一切怨怼都融化在了父女亲情之中。家、父母、许多琐碎的往事都一样样记起，就像有只锤在重重地敲击着我年轻脆弱的心，令我痛悔难当……

父亲去世了，“问题”却不曾离开过我。几年中，凡是招生、招工，都会因“问题”而搁浅。老乡们不平地说：“外女娃表现好么，为啥不叫上学？”这事情，质朴的塬上人怎么能搞得清，连村里成份高的子女也难找对象哩！有段时间，我常常对着被漫漫白雪覆盖的黄土地出神，心里也像冻上了一层厚厚的冰。

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。粗粗拉拉的农家生活、淳厚善良的陕北乡亲和日日在眼前的如画般的山野秀色，渐渐抚平了我心中的伤痕，使我又有了年轻人的好心情。

阅读：2956 次